骆驼优配门店史料深耕与研究演进：如何解锁中共广东革命的全貌与独特价值？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广东革命是全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华南革命重要支点，中共广东革命因独特地理与斗争环境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改革开放前，虽已有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和研究论著出版，但未成体系。其中包括广东省内记录政局和革命历程的各级党史、文史资料；涉及组织、财政、青年运动等专题性史料；亲历者编写的回忆录与日记。但是虽然广东省区县级基层档案资料丰富，却未得到充分挖掘。

改革开放后，研究得到实质性进展，这一阶段研究以中共为主要叙述视角，著作方面以军史、学运史、地方革命史为主；专题论文则关注游击战争与学生运动；另有党史研究室牵头，联合高校、社科院积极研究，研究成果多以论文集形式面世。

21世纪以来，学界发布“发展华南”战略、东江纵队北撤、琼崖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与广东革命等具体议题，拓展了多种视野和语境，研究逐渐深入并取得一系列突破。多年学术积累使得研究在史料挖掘、视角维度、叙事框架上取得进展，而未来需进一步挖掘区县级未刊史料、关注各区域革命差异，运用新革命史与区域史思路，从微观与地域互动层面深化研究，全面呈现中共广东革命的历史全貌与独特价值。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研究综述

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的史料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的史料得到及时整理，但基本为内部资料，数量和规模有限，难以形成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各级研究机构的大力协同下，多部整理史料得到出版。其中《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是较具代表性的一部，全书共计72册，甲种本第47—60册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史相关，包含广东党组织、区党委，江南江北地委、五岭九连地委、珠江三角洲地委、粤中分委文件，琼崖、粤桂南边区、粤湘赣边区、闽粤赣边区党组织文件；甲种本第62册收录了1926—1949年广东地区等386种报刊文章目录2.2万多条，有关本时期研究的报刊文章多达一百多条。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处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领导下，各边区、根据地坚持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分别收录了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的香港分局文件、1949年4月至12月的华南分局文件。《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的第四、七两辑分别收录了解放战争时期九连地区、江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史料，第八辑收录了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的历史资料。《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编》按年份收录了从抗战胜利到海南岛解放的革命史料，包括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等领导各方对琼崖革命的指示，以及琼崖特委、区党委、琼崖纵队、琼崖各县委、县政府的指示、决议、总结、报告。《粤赣湘边区革命史料》《粤桂湘边区革命斗争史料选编》和《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的第五、六两辑收录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巩固和发展边区根据地、壮大边区纵队的史料。

广东省内各级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对本时期政局现状和革命历程多有记录。如《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辑对广州解放前政坛人物、学生运动的记述；《广东党史资料》第十辑有关琼崖纵队机要工作的回忆；《徐闻党史资料》第二辑有关徐闻三区的斗争纪事；《信宜党史资料》第三辑有关解放战争时期信宜的革命斗争史略，亲历者的革命历程回顾等。

除上述综合性史料外，多部涉及组织、财政、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专题性史料得到整理和出版。《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第四编概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组织、政权组织、军事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基本情况。《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史料选编》与《琼崖革命根据地财经税收史料选编》为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货币、税收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解放战争时期广州青年运动资料选编》收录了多篇反映省内高校和中学反美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回忆文章和运动资料。《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汇编》由“妇运概况”“妇运大事记”“妇运专题”和“妇运回忆录”四部分构成，有助于研究本时期的广东妇运问题。另有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的史料出版：《冯白驹研究史料》收录了解放战争时期冯白驹与各方的往来信件、工作报告，体现冯白驹生平活动的函电、纪念文章。《广州解放史录》收录的史料反映了中共解放广州的战略部署，国民党的抵抗行动和广州解放后的善后措施。

由省内各级研究机构统筹，亲历者编写的回忆录和日记多有出版，为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参照。《伟大祖国的广东：广东解放战争回忆录》由多位亲历者根据在广东各地的武装斗争经历的回忆文章汇集而成。欧初作为粤桂边纵队、粤中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他撰写的《有志尚如年少时：解放战争回忆录》自述了在东江、粤桂边和粤中地区的战斗历程。曾生曾担任东江纵队和两广纵队司令员，他的《曾生回忆录》回顾了在东江纵队北撤、成立两广纵队、转战华东战场、进军华南和解放广东的历史。刘田夫撰写的《刘田夫回忆录》回顾了在两广纵队的工作经历，以及广州解放后负责南路工作，支援海南解放的所做所闻。《尹林平》一书收录了多位亲历者对尹林平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粤赣湘边区、粤赣湘边纵队主要领导人时的回忆。

《怀念王作尧将军》收录了多位亲历者对王作尧领导两广纵队、解放广东的所见所闻。莫雄在抗战胜利后虽在国民党一方任职，但长期暗中支持中共广东游击战争。他撰写的《莫雄回忆录》为本阶段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曾庆榴等编纂的《东江纵队北撤日记》以北撤亲历者叶锋的日记为中心，辅之以一些反映北撤的历史资料和北撤人员的名单，为研究东江纵队北撤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论及广东省内档案馆可见的馆藏档案，有关本题研究的档案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区县一级的档案资料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且多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史料。如韶关市档案馆所藏曲江县民国档案汇集，主要包括曲江县国民党党部、政府的职员名册，治安会议提案，有关征兵情况的文件，镇保长姓名、调查表及有关乡公所的文件；高州市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广东省七区专员公署、督察公署、清剿司令部和茂名县政府有关通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名单”；佛山市南海区档案馆所藏全宗号为“34”，目录号为“政”“警”“镇”“党”“救”等，分别代指来自南海市政府、南海县警察局、佛山镇政府、国民党南海县党部、南海县救济院等机构的档案；信宜市档案馆所藏“信宜县政府有关镇压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的文件”。

在充分挖掘广东省内档案馆档案的同时，还可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馆藏档案，美国国务院整理的美国外交关系档案、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港英政府与英国殖民地部的往来公文等，这些档案资料可为本阶段的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将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二、改革开放后的研究概况

改革开放前，有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的研究实属凤毛麟角，至改革开放后方取得实质性进展。著作方面，以军史、学运史、地方革命史和边区史为主。《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四卷是一部探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各纵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宏观性著作。《东江纵队史》《琼崖纵队史》和《韩江纵队史》三部军史的部分章节与本题研究相关。《两广纵队史》《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史》《粤中纵队史》《粤桂边纵队史》和《粤桂湘边纵队史》五部军史探讨了解放战争时期各纵队兴建和发展壮大的历史。《暨南风云：解放战争时期暨南大学学生运动史》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暨大学生争取和平民主、反美反蒋的斗争经历。《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第五章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中共闽粤赣边区史》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置于区域革命的视野下讨论。赵康太等人编纂的《琼崖革命论》为首部系统探讨琼崖革命财政、军事、农民等问题的著作，部分章节涉及解放战争时期琼崖人民依靠特殊地理环境坚持斗争、直至海南岛解放的历史。

就专题论文而言，学界较为关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和学生运动。陆永棣、刘子健的《解放战争时期广东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广东游击战争，对于破坏敌人后方，配合南下大军作战，解放广东以至华南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共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干部。陈立平的《解放战争时期华南游击纵队的建立、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侧重讨论中共华南地方武装的发展历程与历史贡献。他首先回顾了《双十协定》签订后东江纵队等部分部队北撤，其余部队或复员，或留在广东开展隐蔽斗争。内战爆发后，华南游击纵队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为协同南下大军作战，解放华南和西南做出了贡献。陈流章则侧重讨论方方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华南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所发挥的作用。他在《方方与解放战争时期广东游击战争》一文中，认为方方能够正确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开展广东游击战争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此过程中，方方不断发展和壮大党组织的力量，积极推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东和华南地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何薇、黄南冰的《试论解放战争时期香港与广州的学生运动》一文关注到解放战争时期香港与广州学生运动的联系。作者认为，香港是中共在华南地区的指挥中心，中共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强化对华南地区革命，特别是对广州学生运动的领导，使得香港成为培训学生骨干、宣传自身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阵地，推动了广州学生运动的发展和广州解放。

另有部分研究以省内的党史研究室牵头，省内高校、社科院、档案馆等研究机构人员的积极参与而展开，研究成果多以论文集的形式面世。时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遐瓒的《广东党史工作十年回顾》一书收录了多篇党史研究专题文章，其中收录的《光辉的历程》《简述广东老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饶纪绵率部起义的历史意义》三文与本题研究相关。书中，陈遐瓒还依据其本人日记整理了1983—1992年广东党史工作的重要事件。1990年，广州市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写的《粤海风涛：解放战争时期广州青年运动史文集》出版，收录了多篇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学运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广州青年无负于历史使命，在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支援农村游击战争和配合解放军解放广州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胜利完成了党交代的任务。1994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了《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四册。该册所收论文集中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选题多样，主体各异，涵盖对东江纵队、中共香港分局、粤赣湘边纵队、粤桂边区纵队乃至海南解放等主题。同年，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海南省党史学会组编的《琼崖革命研究论文选》出版，其中收录的《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创建及其作用》《试析海南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等文不仅对解放战争时期琼崖革命历程进行了宏观探讨，且针对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创建和海南解放等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研究集中关注中共广东武装发展史、边区史、地方革命史与学运史；对一些重要人物在革命中的作用有所关注；主要以中共为叙述视角，以中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广泛发动学生、工人等群体开展运动，最终取得胜利为叙述主线。

三、21世纪以后的中共广东革命研究

2000年后，学界有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的研究呈现出一脉相承而又推陈出新的特点。涉及本题研究的地方革命史编纂逐渐深入到地级以上市、县（市、区）一级，以往出版的论著得到修订。多位史学工作者编写的著作得到出版。部分专题论文不论是史料利用的丰富程度，还是对革命进程中一些重要事件、主要人物的深入研究上，都实现了较大程度的突破，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和成果。

著作方面，2001年，《广东军事人物志》出版。该书收录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各纵队支队以上主官名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2009年，为纪念广州解放60周年，贺红卫、杨琪出版了《我与广州解放》，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收录了多篇回忆文章。2012年，陈瑞璋出版了《东江纵队：抗战前后的香港游击队》一书。该著作是较早对东江纵队北撤问题进行专门讨论的一部著作，其中第六章以“内战、北撤和退伍”为题，主要论述东江纵队北撤的来龙去脉。作者认为，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第八调停小组前往广东，但张发奎否认广东中共武装的存在，阻挠调停工作。面对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声援，加之马歇尔从中斡旋，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在广东的武装，中共方面最终有2583人参与北撤。东江纵队北撤后，以方方和林平为首的留港人员建立达德学院，复刊《华商报》，秘密支援东南亚地区的革命。此次北撤不仅为中共华南革命保存了精锐力量，而且使香港成为重要的统战基地。2015年，李建国所著《从东江纵队到粤赣湘边纵队》出版。该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内战爆发后，广东地方游击队组建“粤赣湘边纵队”，坚持游击战争的历程；第二部分收录了多位东江纵队老战士的回忆文章；第三部分收录了与这段历史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献。同年，陈小澄的《从东江纵队到两广纵队》一书出版。该书论述了自东江纵队北撤后，面对内战爆发的形势，原本撤退到山东解放区的东江纵队被改编为两广纵队，并按时间线记录了两广纵队历经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直至解放广州，解放海南岛的历史过程，同时收录了多位东纵老战士的回忆文章和相关历史文献。

随着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学界就中共“发展华南”的战略构想、东江纵队北撤、琼崖革命与琼崖根据地建设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与华南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发展华南”的战略构想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面对国共两党力量的动态变化，对南方根据地的经营策略做出动态调整。面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削弱，中共提出“发展华南”的战略构想。李翔、李添华的《抗战胜利前后五岭根据地计划的提出与放弃》认为，豫湘桂战役后，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极大削弱，提出要求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东江纵队北上，建立五岭根据地，进而达到“发展华南”的战略目的。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转而提出“向南防御”的新构想，并同意三五九旅和东江纵队停止实施五岭根据地的计划。对于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南征，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问题研究》中，黄正林对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决策过程予以探讨，并从中探求抗战胜利前后中共战略决策演变的内在里路。

出乎中共的预料，1945年8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当时国共两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国民党在广东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经过抗战的洗礼，虽已建立了东江、琼崖、南路等根据地，并相应建立起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武装力量，但尚未达到与国民党匹敌的程度。唐洪森的《抗战胜利初中共让出南方解放区战略研究》将中共让出南方解放区放在全国革命的范畴下予以考察。作者认为，抗战胜利之初，中共面对国共力量的动态变化，让出南方的绝大部分解放区，实现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和创建巩固东北新根据地的正确战略部署，同时将南方解放区武装力量的北撤作为重庆谈判中的政治条件之一，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二）东江纵队北撤

东江纵队是中共广东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学界在讨论东江纵队北撤问题时，多将其置于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变动的背景下。在陈瑞璋研究的基础上，杨新新的《从“发展华南”到“向南防御”：抗战结束前后国际国内政局与东江纵队北撤》将东江纵队北撤置于中共的华南革命方略、国共关系的演变，乃至战后美苏在华博弈的历史大背景下讨论。杨新新认为，东江纵队北撤为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力量平衡的结果，此时国共两党的战略角力焦点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希望尽快清除中共在广东地方的武装力量，以稳固广东地方局势，抽兵东北。中共同样出于保存广东革命力量、角逐东北的考虑，从而推动东江纵队北撤，体现出广东地方党组织虽长期远离中共中央独立活动，但能够服从中国革命的整体利益，从美苏在华博弈的视角分析，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命运也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李坤睿的《和战与去留：抗战胜利初期广东中共武装北撤问题研究》对杨新新的研究作出回应。作者认为，依据“双十协定”的规定，武装力量的北撤是中共应当履行的义务，但国民党却加以阻挠，这意味着国共广东撤军条款的仪式性大于实际意义。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周恩来利用马歇尔的整军建议，以中共中央不在华南驻军为条件，换取国民党同意中共华南武装的北撤，但国民党最终仅承认并推动东江纵队的北撤，而围绕琼崖纵队的谈判无疾而终。李坤睿同时指出，国民党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并不意味着国共谈判的终结，从“和”到“战”的过渡需要时间，内战从中原、苏北向全国的扩散也需要时间。唯有理解这一差异，方能理解中原虽已爆发大战，但广东国民党当局却仍配合东江纵队北撤。彭艳艳的《博弈与平衡：美国调处东江纵队北撤》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和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将东江纵队北撤放在美国调停国共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作者认为，以张发奎为首的广东军事当局拒不承认中共广东地方武装，暗中阻挠东江纵队北撤。东江纵队最终能够全身而退，不仅得益于周恩来、曾生等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离不开美方的积极调处。美方代表在处置东江纵队北撤问题时，能够表现得相对公正，但美方的调停终究建立在“扶蒋溶共”的前提下，根本目的是推动中国政局向有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叶铭的《折冲樽俎：中共借力军调部达成东纵北撤》在上述三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梳理马歇尔到华后成立的军调部在东江纵队北撤中发挥的作用。叶铭认为，中共充分认识到美蒋在处理国共关系上的分歧，美方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支持中共，但都是建立在维护美方全球战略利益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东江纵队的成功北撤是中共采取正确斗争策略的结果。王钦双的《周恩来与1946年广东军事调处》侧重考察周恩来在广东军事调处中发挥的作用，周恩来对于东江纵队北撤和中共在广东的武装人员转移中能够因时而动，体现出周恩来处置复杂问题时的政治智慧。

（三）琼崖纵队与琼崖革命根据地建设

尽管国共两党围绕中共在广东武装力量的北撤展开谈判，并就东江纵队北撤达成协议，但在1946年3月前，双方的谈判主要围绕东纵北撤问题展开，对于琼崖纵队的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琼崖纵队面临着愈发困难的境地，在正确处置琼崖纵队“北撤”和“南撤”的问题后，琼崖地方党组织采取种种措施巩固和发展琼崖革命根据地。唐若玲的《论琼崖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到，随着1947年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成立，琼崖革命有了稳固的后方，在国民党当局的封锁下，根据地军民通过集中领导的方式，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合作事业，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以保障根据地的生产生活。围绕解放战争时期琼崖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徐四在硕士学位论文中爬梳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历程，认为琼崖通过完善地方党组织建设，开展整党整军运动，有效壮大了琼崖地方党组织队伍，并为解放海南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胡成琢则就解放战争时期琼崖地方干部的培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指出，解放战争时期，琼崖因此前的作战消耗与自身建设问题，致使干部数量不足，干部素养偏低。为应对地方局势，琼崖地方党组织不仅培养了大批熟悉地方情况的干部，而且因地制宜地培养了大批本土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从而有效适应了琼崖革命的发展需要。Murray，J. A.的研究另辟蹊径，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第五章中，主要依据冯白驹、马白山的个人传记和琼崖革命亲历者的回忆，讨论海南地方共产党人在海南解放中发挥的作用，而海南解放对中共树立全球形象至关重要，特有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塑造了琼崖革命的历史叙事。

（四）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与广东革命

1947年5月，为强化对华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成为领导两广革命的中枢。有关香港在广东乃至全国解放中的作用，袁小伦在《战后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运作》指出，抗战结束后，香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成为中共有可能利用也必须利用的城市。中共凭借巧妙手段与港英当局展开外交斡旋，迫使后者承认中共在香港的合法存在，中共得以在香港设立秘密乃至半公开的机构，从而以正确的文化策略占领香港一系列舆论阵地，使得香港为广东革命的胜利发挥出特殊的作用。左双文、潘丽芬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与华南武装斗争》侧重关注香港分局对广东武装斗争的作用。文章指出，香港分局积极配合全国解放，顺应时势制定了符合华南地区实际的武装斗争策略。随着华南武装斗争的开展，广东各边区纵队逐渐发展成熟，根据地逐渐联结成片，配合了南下解放军解放华南的武装斗争。

为配合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香港分局在舆论宣传和干部培训方面多有作为。何薇在《1947—1949年国共在香港的宣传争夺战：以〈群众〉周刊为考察中心》中指出，中共面对抗战胜利后香港特殊的舆论环境及对外宣传的战略地位，在香港分局的建立背景下，于1947 年1月在香港创办《群众》周刊，并集结了大批撰稿人，周刊本身在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凝聚力量、增强共识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周红利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主要关注香港《华商报》的社论部分。作者认为，《华商报》是解放战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方便与民主人士协商建国而产生的特殊舆论工具。该报关注香港基层群众的生存诉求，呼吁民众救济遇难渔民，支援华侨民主运动，积极评介中共“五一”口号，引导民主人民讨论新政协，促进了香港新政协运动的顺利开展，对第一届政协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吉春晓的硕士学位论文则以1946—1948年的香港《正报》周刊为中心，考察其对华南地区社会动员与干部教育的作用。《正报》作为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创立于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抢占港粤舆论宣传阵地的斗争中，其宣传内容不仅包括爱国民主运动的社会动员，而且包括对游击战争的军事动员。面对华南干部存在数量短缺、素质较低的问题，《正报》改为周刊后，在刊物内容上对培训党员干部有明显侧重，但频受国统区新闻统制政策的冲击，加之自身宣传队伍的组织调动频繁、人员涣散和经济条件窘迫，在解放前即宣告停刊。

除上述研究外，另有学者关注解放战争时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状况。总体上看，这些专题研究在探讨革命中的重要事件时，将多方、多语种史料运用到研究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对手方视角得到关注，较以往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四、研究特点与研究方向分析

经过前多年的学术积累，有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的研究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其一，从改革开放后大批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到近年多方、多语种史料的运用，有关这一时期的档案文献挖掘已经取得了明显突破；其二，从以军史、边区史、根据地史、地方革命史为中心的宏观叙事，到对中共“发展华南”的战略转型、东江纵队北撤等具体问题的考察，学界对于这一时期革命中的重要事件已有深度关注；其三，从以中共为中心的革命叙事，到立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对手方视角，乃至战后国际国内的特殊形势，使得研究逐渐突破传统革命史的框架，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趋势。展望未来，仍需进一步强化对现存史料的发掘，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广东各地区革命之间的内在差异，充分运用新革命史、区域史的研究思路，使研究走向新的高度。

第一，不仅要充分利用好已出版的史料，更要走进省内基层档案馆，继续挖掘和利用新史料。虽然自中央到省市县一级的档案资料得到整理和出版，但这些档案的出版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当多的存世文献仍沉睡在各地的档案馆中。尤其是区县一级的档案馆，藏有大量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对手方史料。学界已有的研究大多利用已出版的史料集、回忆录等，但缺乏对未刊史料尤其是省内各区县档案馆档案的深入挖掘。一些外文史料还有很大的挖掘利用空间。且随着广东革命亲历者的不断辞世，对于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充分挖掘区县一级档案馆所藏的对手方史料，重视外文史料的使用，强化对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或能推动既有研究更进一步。

第二，应充分关注广东各地区革命之间的内在差异。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广府地区和客籍地区面临着不同的群众基础和斗争环境，使得中共需因地制宜制定动员策略。在以广州、佛山等城市为中心的广府地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较为集中，难以开展直接的武装斗争。中共通常以香港分局为指挥中心，积极动员学生和工人群体发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但以梅州、河源为代表的客籍地区，由于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客家山区易守难攻，中共得以借助当地的宗族网络积蓄革命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两者在广东革命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粤桂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纵队的发展壮大，以及各自对广东解放的作用亦有不同。比较广东各地区革命之间的内在差异，或有助于明晰广东革命的独特之处，管窥广东革命与全国其他地区革命的不同特点。

第三，应沿着新革命史、区域史的研究思路，推动本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共革命史研究不仅仅包含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还有更为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将新革命史的研究思路运用到这一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的研究中，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多重维度加以审视，能够揭示出中共广东革命的多维面相。在今后的研究中，或可从个体、家庭、村庄等微观层面入手，探讨革命如何影响到普通民众、基层干部、妇女、青年等个体或群体的日常生活，以小见大，做到整体视野与微观考察的结合。在做到眼光向下的同时，也可关注中共在广东如何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构建革命话语体系，塑造革命人物形象，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等。从区域史的视角看，不仅要突出地域革命的特殊性，还要将地域革命置于中共革命史的整体中，从独特性中概括出一般性，于地域中发现整体。中共领导的广东革命深受地理环境、地方社会结构和地方文化的影响，那么粤北、粤东、粤西山多林密的地理环境如何制约或推动革命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广东革命与香港、澳门、广西等周边地区又有何互动？中共如何改造广东地方的宗族、帮会以推动革命？岭南文化如何影响中共的动员策略？在厘清中共广东革命地域特色的基础上，能够发现中共在动员策略和革命互动中的殊途同归。在后续的研究中，充分借鉴新革命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思路，定可为中共广东革命研究注入新动力。

纵观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的研究，与之相关的史料已基本形成体系，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在后续的研究中，仍需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史料，关注广东各地区之间革命的内在差异，运用好新革命史、区域史的研究思路，方能呈现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东革命的全貌，从而开创研究的新思路新局面、新路径。

【作者】魏志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频道编辑】周丽娜史成雷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莫群刘树强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6期